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意气风发，这位在法律界备受尊敬的老律师，逐渐失去了继续打官司的热情。钱兴良案让他彻底看清了现实的无力感，而一直跟随他的陆则铭也并未最终接过他的衣钵。

钱兴良是个普通农民，被指控杀害媳妇于三花。表面上案情看似牢靠，甚至被告人也有“认罪”口供，但调查中漏洞重重：证据链不完整，甚至死者身份都无法完全确认。夏英杰发现这些疑点后，找到袁亦方和陆则铭，请他们担任二审辩护。袁起初不愿意接，但最终还是毫无酬劳地出庭——他始终觉得作为律师有责任为疑难案件发声。

在这起案子里，陆则铭的实地勘验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亲自走访了下水村的山路，全程约16公里，测算出健全人不间断行走需约3.5小时；若再加上作案、分尸与多处抛尸，至少需要5.5小时。而被告因足底鸡眼走路一瘸一拐，若全程步行要近9小时，根本不可能完成指控中的全部行为。更有村民证实案发时段被告每晚在村口打牌，有不在场证明。陆则铭把这些实践得来的细节作为最有力的辩护依据。 球友会

庭审休庭时，法官内部争论激烈：有人认为证据存疑，有人仍倾向有罪。最终的折中结果只剩下“留有余地”四字：一审死刑被撤销，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。钱兴良因此保住性命，但仍不得离开牢狱。宣判后，法庭上人散去，只剩下袁亦方和陆则铭。袁坐在那里，难掩疲惫，说出要陆则铭以后自己可以独自辩护的话，并感叹自己年事已高，恐怕见不到把“疑罪从无”真正实现的一天。对他而言，这既不是认输，而是对自己一生信念的无奈告别——他一向不为名利而战，却终究无法改变制度性与现实中的限制。

另一端，检察官陈一众的经历则是相反的苦楚。他在办理王有喜与梁月敏侵害田淑珍一案时，把童年目睹父母受侮辱的记忆带进了审判。田淑珍被当众羞辱后精神受创，家庭因此几近破碎，少年儿子甚至企图纵火报复。陈一众在情绪驱动下主张从重处罚，最终结果却是王有喜被判死刑，其妻死缓。这一判决让陈瞬间懵然：他满怀正义感，却因情绪过激把案件推向了极端。

判决既定，检察院决定不抗诉，民间舆论普遍叫好，只有陈一众深感愧疚。他给父亲陈凡打电话时哽咽地说：“爸，我好像杀了人了。”这句话让家人惊惧，几乎要把他送医。事后他辞职离开一线，师长也认为他更适合回学校深造。 球友会

这并不是陈一众第一次被司法的不公或情绪左右所触动。高中时，薛春燕案中同学杜晓辉被迅速定罪并执行死刑，连上诉机会都极其短暂。这段经历既是他学法的起点，也成了他内心的阴影。王有喜案则成为第二个心结：一个案件是该疑罪从无却判了极刑，另一个案件是他因情绪而可能送人一命。两个极端不断提醒他：基层司法远比课本冷酷，法条之外的人情、时代与复杂的人性都会影响裁决。

于是，陈选择回到学校，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战斗。他不是逃避，而是希望通过学术与制度建设，推动把“疑罪从无”等原则写进法律，从根本上减少冤错。他后来取得博士学位，投身刑法与司法制度研究，致力于通过法律完善和制度改革，去挽回那些曾令良知受创的判决与生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