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时候我每次给他两万块，他妈妈打麻将，我就把钱换成小面额的说是给他家打麻将用。”说这话的是商人李远光，他所说的“他”是蒋超良。上世纪90年代蒋还是农业银行的中层，李远光从那时起开始在他身上做“长期投入”。八月末的一审宣判，宣告了这场持续近三十年的关系网终于摊牌。

南京中院认定，蒋超良利用职务便利，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、贷款审批、工程承揽、职务晋升等方面提供帮助，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7.46亿元余。法院以受贿数额特别巨大、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为由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；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，终身监禁，不得减刑、不得假释。判决同时指出，他到案后如实供述、主动交代大量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，并检举他人重大犯罪，因属重大立功、认罪悔罪并积极退赃，故适用死缓。

蒋超良在银行系统工作三十余年，从农行综合计划部主任，先后升任交通银行董事长、国家开发银行行长、农业银行董事长，并曾任吉林省委副书记、省长，2016年出任湖北省委书记。随着职务升迁，李远光的“服务”也同步升级：从换来小额现金、到为子女安排学位、为兄弟投资出资、为父母看病操办乃至替家中保姆买房——这些分散的小恩小惠逐步把家庭的各个成员都纳入了对方的利益网。 球友会

蒋自己后来也总结过，这种关系不是点对点的单次交易，而是渗透到家庭的方方面面。正是通过不断提供看似无关痛痒的“帮助”，围猎者把被围猎者和其家人一步步绑住，等到关系足够紧密时，再把握机会换取巨额回报。按他的任职年限计算，这7.46亿平均下来，几乎相当于每个工作日都有百万级别的利益流入，而围猎方所获则是明面上的企业经营和贷款等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
这起案件被纪检机关作为反“围猎”案例反复解读，其核心教训在于：围猎不是一场突击，而是靠长期的小额投入、家庭渗透和情感绑架来实现利益捕获。要斩断这种利益链，就必须两端同时发力：既查受贿的公职人员，也坚决追责行贿方，清除滋生腐败的“污染源”。最终，那叠最早给出的几张小面额纸币，成了摧毁整个职业和人生的起点。